摘要: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小肠镜和胶囊内镜学组于2008年制订了《双气囊内镜临床应用规范草案》［1］，对我国规范小肠镜的临床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近10年来，小肠镜设备及诊治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有必要对原草案进行补充更新。此次由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小肠镜和胶囊内镜学组撰写初稿并反复讨论修改，于2018年8月24日在南京经专家现场讨论定稿。

摘要: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小肠镜和胶囊内镜学组于2008年制订了《双气囊内镜临床应用规范草案》［1］，对我国规范小肠镜的临床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近10年来，小肠镜设备及诊治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有必要对原草案进行补充更新。此次由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小肠镜和胶囊内镜学组对《双气囊内镜临床应用规范草案》进行更新修订，于2018年8月24日在南京，2018中国消化内镜学年会期间经专家现场讨论定稿，形成《中国小肠镜临床应用指南》。 本版《中国小肠镜临床应用指南》（下称指南）的主要内容有小肠镜发展史（新增）、小肠镜设备（新增）、适应证与禁忌证、操作前准备、小肠镜操作（新增）、操作中注意事项、小肠疾病内镜下诊断、小肠疾病内镜下治疗（新增）、并发症、术后处理（新增）、小肠镜报告规范格式等十一部分。相对于2008版《双气囊内镜临床应用规范草案》主要有以下改动：

摘要: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已广泛应用于胆胰疾病的诊治，但ERCP操作有一定并发症发生率，主要包括术后胰腺炎（post-ERCP pancreatitis， PEP）、出血、感染，穿孔等。围手术期合理应用药物可有效降低ERCP术后并发症，然而目前对ERCP的围手术期合理用药认识存在明显不足，围手术期合理使用预防药物的比例较低［1-2］。目前关于ERCP围手术期用药的研究繁多，但结论不一，2015年我国制定了《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后胰腺炎药物预防专家共识意见（2015年，上海）》［3］，近年来随着对ERCP围手术期用药研究的报道数量不断增加，其中来自中国的临床研究占30％以上，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医师协会胰腺病专业委员会于2018年5月在南昌组织召开了“ERCP围手术期用药专家共识意见研讨会”，经与会专家充分讨论后形成了本共识意见，供广大临床医师参考借鉴。

摘要:目的 探讨吲哚美辛预防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后胰腺炎的最佳使用时机。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法，将纳入患者分为术前组和术后组，分别在ERCP术前30 min、术后30 min内予吲哚美辛100 mg直肠内给药。测定患者术前、术后4 h、术后24 h血清淀粉酶、脂肪酶水平，评估术后急性胰腺炎、高淀粉酶血症、消化道出血、穿孔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2014年6月至2017年6月间共入组患者340例。其中术前组163例，发生急性胰腺炎11例（6.75％），高淀粉酶血症32例（19.63％）；术后组177例，发生急性胰腺炎25例（14.12％），高淀粉酶血症55例（31.07％）。术前组急性胰腺炎、高淀粉酶血症发生率较术后组低（P=0.027，P=0.016）。 结论 术前使用吲哚美辛较术后使用可以更好地减少ERCP术后胰腺炎的发生，并且不增加其他并发症的发生率。

摘要:目的 探讨不同温度灌注液对经窦道胆道镜取石患者疼痛、舒适度及不良反应等的影响。 方法 将经窦道胆道镜取石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分别用36℃恒温生理盐水与室温生理盐水作为灌注液。记录并分析患者疼痛程度、舒适度、操作时间、灌注液总量、灌注速度及不良反应。 结果 共纳入100例，试验组与对照组各50例。2组在文化程度、工作情况、手术方式及T管直径、是否需碎石、取石时间、灌注液总量及灌注速度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胆道镜取石时疼痛评分分别为1.0（1.00，2.00）分与2.0（1.00，3.25）分（Z=-2.158，P=0.031），术中舒适度评分分别为6.0（5.00，7.25）分与5.0（2.00，6.00）分（Z=-3.384，P=0.001），术中术前心率变化率分别为-4.07％±10.76％与0.30％±10.23％（P=0.046），术后腹泻发生率分别为6％（3／50）与22％（11／50）（χ2=5.316，P=0.021）。 结论 36℃恒温生理盐水灌注液可减轻经窦道胆道镜取石患者取石时疼痛感，提高患者舒适度，并能减少术后腹泻发生。

摘要:目的 探讨影响胃黏膜病变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操作效率的相关因素。 方法 2009年4月至2017年2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304例行ESD的胃黏膜病变病例纳入回顾性分析，以操作时间和完整切除率（R0切除率）作为ESD操作效率的主要评价指标，先后采用单变量（卡方检验）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检验）分析影响操作时间及完整切除率的相关因素。 结果 以中位操作时间45 min作为界值进行二分类，卡方检验显示标本大小（P=0.000）、病变位置（P=0.001）、组织学类型（P=0.003）对操作时间有明显影响，进一步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标本大小（≥40 mm／＜40 mm，P＜0.001，OR=3.748，95％CI：2.247～6.254）、病变位置（胃上中部／下部，P=0.001，OR=2.180，95％CI：1.318～3.606）是影响操作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是否R0切除进行二分类，单变量卡方检验未发现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进一步的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同样未能发现影响R0切除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标本大小及病变位置是影响胃黏膜病变ESD操作效率的主要因素，在临床操作中应结合这两个因素对操作时间进行正确预估。

摘要:目的 评价牙线辅助牵引法在胃底固有肌层肿瘤行内镜全层切除术（EFTR）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2016年1—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行牙线辅助牵引法EFTR的24例胃底固有肌层肿瘤病例纳入牵引组，按照肿瘤大小1:1配对，收集2015年1—12月行传统EFTR的24例胃底固有肌层肿瘤病例纳入传统组，对比分析两组的肿瘤切除时间、患者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 结果 两组在患者平均年龄、性别构成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牵引组平均肿瘤切除时间（10.8±2.8）min，传统组为（19.0±4.7）min（t=7.298，P<0.05）。牵引组术后平均住院时间（3.2±0.5）d，传统组为（3.2±0.5）d（t=0.291，P=0.772）。两组术后均未发生迟发性出血或迟发性穿孔等并发症。 结论 牙线辅助牵引法EFTR治疗胃底固有肌层肿瘤安全、有效，牙线牵引可以辅助暴露肿瘤边界，实现直视下切割，使手术层次更加清晰，从而简化手术，减少肿瘤切除时间。

摘要:目的 评估内镜黏膜下隧道法剥离术（ESTD）在治疗胃角巨大黏膜病变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16年7月在6家中心接受ESTD或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治疗的87例胃角大面积黏膜病变患者资料，其中ESTD组32例，ESD组55例。比较2组剥离时间、剥离速度、整块切除率、治愈性切除率、并发症及复发情况。 结果 ESTD组剥离时间较ESD组短［（87.3±32.6）min比（136.7±64.5）min，P＜0.01］，剥离速度明显快于ESD组［（0.18±0.07）cm2／min比（0.08±0.05）cm2／min，P＜0.01］，ESTD组较ESD组整块切除率［100％（32／32）比87.3％（48／55），P=0.035］及治愈性切除率［100％（32／32）比85.5％（47／55），P=0.024］高。ESD组术中均有出血发生，有8例出现肌层损伤；而ESTD组术中出血率仅59.4％（19／32），且无肌层损伤发生（P均＜0.05）。2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0／32）比1.9％（1／54），P=0.443］。 结论 ESTD在治疗胃角巨大黏膜病变时具有更高的剥除效率，同时可有效降低手术风险，减少并发症的出现，值得临床推广。

摘要:目的 探讨食管异物就诊时间对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住院费用、住院时间的影响，为指导患者及时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6月至2017年6月于鼓楼医院住院治疗的130例食管异物患者，根据就诊时间分为A组（就诊时间≤24 h）以及B组（就诊时间＞24 h），对相关临床特征（性别、年龄、嵌顿部位、异物种类、并发症、治疗方法、住院时间以及住院费用等）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组中异物种类均以鱼骨为主［40.0％（20／50），50.0％（40／80）］，其他包括猪骨、鸡骨、义齿、枣核等，2组异物嵌顿部位均以食管上中段为主［98.0％（49／50），96.3％（77／80）］，下段少见。B组与A组相比，并发症发生率明显增高［61.3％（49／80）比36.0％（18／50）］，住院费用明显增多［（1.28±1.14）万元比（0.77±0.92）万元］，住院时间明显延长［（9.06±10.08）d比（5.22±3.32）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食管异物在24 h内进行有效的治疗，可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减少住院费用并缩短住院时间。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胃癌的临床生物学特点及蓝激光成像结合放大内镜（BLI-ME）的诊断价值。 方法 2014年1月到2017年1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术病理确诊的255例早期胃癌病例纳入回顾性研究，包括33例手术前行BLI-ME精查者。依据日本胃癌学会2010年指南将胃癌病理组织学分为分化型和未分化型早期胃癌，比较分析其临床特点、内镜下特征、病理分型、淋巴结转移情况及BLI-ME下的病变特点。 结果 255例早期胃癌中，男164例（63.31％），＞40岁者242例（94.90％），分化型182例（71.37％），病变位于胃窦93例（36.47％），内镜下0-Ⅱc型92例（36.08％）；发生淋巴结转移37例（14.51％），对比分析发现，淋巴结转移率黏膜内癌明显低于黏膜下癌［5.04％（7／139）比25.86％（30／116），χ2=22.109，P=0.000］，分化型癌明显低于未分化型癌［9.89％（18／182）比26.03％（19／73），χ2=10.938，P=0.002］，病灶最大径≤2.0 cm明显低于＞2.0 cm［9.88％（16／162）比22.58％（21／93），χ2=7.687，P=0.009］。33例行BLI-ME精查者中，分化型早期胃癌以FNP（13.64％，3／22）、ILL-1（59.09％，13／22）、ILL-2（22.73％，5／22）为主，未分化型早期胃癌可见ILL-2（45.45％，5／11）、CSP（54.55％，6／11）。 结论 早期胃癌发病率男性多于女性，大多数患者年龄在40岁以上，好发于胃窦部，内镜下形态以0-Ⅱc型居多。癌灶＞2.0 cm或侵及黏膜下层，以及未分化型癌易发生淋巴结转移。临床行BLI-ME精查，对黏膜异常微血管形态及异常微腺管结构进行观察，有助于判断早期胃癌的病理分型。

摘要:目的 探讨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抽吸术（EUS-FNA）诊断消化道周围占位性病变的价值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6年5月行EUS-FNA的17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病灶部位、大小、性状，穿刺次数、穿刺时抽吸负压、穿刺针型号、医师操作经验等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EUS-FNA诊断消化道周围恶性占位性病变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率分别为78.3％（83／106）、100.0％（65／65）、86.5％（148／171）。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示，EUS-FNA诊断恶性占位性病变穿刺阳性率的影响因素有病灶部位、性状、大小。多因素logistic分析示，病灶大小（OR=1.029，95％CI：1.011～1.047，P=0.001）、病灶性状（实性及囊实性/囊性，OR=5.098，95％CI：1.324～19.633，P=0.018）是EUS-FNA诊断恶性占位性病变穿刺阳性率的独立影响因素。171例患者中，术后2例出现发热，1例出现急性胰腺炎，并发症发生率为1.75％（3／171），经保守对症处理后均好转。 结论 EUS-FNA是一项安全有效、敏感度和准确率高的细胞组织病理诊断手段，在鉴别消化道周围良恶性占位性病变中起重要作用。EUS-FNA诊断恶性占位性病变穿刺阳性率与病灶大小呈正相关，诊断实性恶性占位性病变的穿刺阳性率显著高于囊性病变。

摘要:结肠癌为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十大恶性肿瘤之一，且呈上升趋势，而直肠、乙状结肠部癌的发生率最高。早期发现、切除结肠腺瘤等癌前病变，有助于降低结肠、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1］。ESD可完整剥离黏膜病变，对黏膜内癌的治疗效果与外科手术相当，且创伤小、恢复快、费用低，目前已成为结肠癌前病变、黏膜内癌的重要治疗方法［1-2］。与EMR相比，ESD切除病变范围更大，切除标本更有助于精确的病理评估，但ESD技术操作难度增加，并发症风险增加。肠道管壁较食管、胃更薄，且肠道走行不固定，导致肠道ESD操作更为困难［2-3］。因此，有多项研究通过辅助牵引技术的应用，以改善ESD操作视野，降低难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7］。但针对直肠、乙状结肠ESD的体外牵引技术报道很少。本研究对体外异物钳牵引法在直肠、乙状结肠ESD中的辅助作用进行了探讨，现总结报道如下。

摘要:胆总管结石是临床常见病，目前经内镜乳头括约肌切开术（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EST）、球囊扩张术（endoscopic papillary balloon dilation，EPBD）已替代传统外科手术成为治疗胆总管结石的首选方法。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我院189例胆总管结石患者的取石方法，比较单纯行EST和经内镜乳头括约肌小切开（small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sEST）联合EPBD（sEST+EPBD）治疗胆总管结石的疗效及安全性。

摘要:由于新型高清光学内镜系统的不断推陈出新，从观察病变时通过计算机成像技术进行电子染色替代喷洒染色剂，发展到清晰放大显示食管黏膜鳞状上皮乳头状微血管袢（intra-epithelial papillary capillary loop，IPCL），对从食管病变发现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以窄带成像技术（NBI）、内镜智能分光比色技术（FICE）和蓝激光成像技术（blue laser imaging，BLI）为代表。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对FICE模式和BLI模式结合放大内镜的早期食管癌及其癌前病变检出符合率进行了对比，旨在进一步明确BLI结合放大内镜在食管病变靶向活检中的应用价值。

摘要:EUS下介入性诊断和治疗是国内外超声内镜技术的热点之一，国际上有应用EUS引导的胃肠吻合术治疗胃流出道恶性梗阻的报道［1-4］，而国内仅见个案报道［5-6］。目前我院消化科利用该项技术成功治疗了18例胃流出道恶性梗阻患者，效果良好。由于此类手术在国内开展较少，手术复杂、情况多变，存在较高风险，也缺乏相关的配合经验，现对我院的18例病例配合体会进行初步总结。

摘要:随着消化内镜技术临床应用的普及，各类内镜技术均能获取组织学或细胞学标本进而给出病理学诊断，对疾病的诊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确保内镜病理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对疾病的诊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1-2]。而临床上在获取消化内镜病理标本后，一般由护士负责填写病理标本标签信息，医生负责将病理标本信息写入内镜报告中，两者间因工作流程、工作分工及沟通协调等原因，缺乏共同核对病理信息的时间，因此存在病理标签信息（姓名、病理部位、病理块数等信息）的错误，影响和延误病理标本结果，给临床疾病诊断和内镜中心形象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受损。我科室自2017年7月正式启用打印病理标签后，对降低内镜中心病理标本信息的错误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摘要:患者男，51岁，因“间断吞咽困难1年”入院。入院相关生化检查未见异常。增强CT未见占位性改变。上消化道钡餐透视见食管管腔扩张，提示贲门失弛缓症。电子胃镜见食管腔扩张显著并大量食糜潴留，贲门紧闭。术前常规心电监护、静脉复合气管插管麻醉，更换钠石灰、麻醉管道系统。患者取仰卧位，以瑞芬太尼、阿曲库铵、丙泊酚正常剂量诱导并维持，气管插管导管使用7.5 F钢丝加强型，在可视喉镜下插入，深度24 cm，插管后听双肺呼吸音一致。麻醉起效后行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二氧化碳气泵注气，仰卧位，常规进境，建立黏膜下隧道后行固有肌层切开，黏膜层完好，术后以金属夹缝合食管入口，手术总用时1 h。在第25分钟时，患者大汗，心电监护显示心率100次／min，血氧饱和度100％，血压200／100 mmHg（1 mmHg=0.133 kPa），使用乌司他丁控制性降压及加深麻醉后，心率下降至90次／min，血压下降至160／90 mmHg，全身大汗好转，继续行补液、手术。手术进行至第50分钟时，患者血压再次上升至210／110 mmHg，心率115次／min，大汗，瞳孔缩小，针尖样，再次加深麻醉并控制性降压后迅速完成手术。术毕查体：患者右侧颈部、上胸部皮下握雪感，双侧髂腰部、双大腿、阴囊皮下气肿明显，瞳孔成针尖样。立即查动脉血气分析：pH 7.29，动脉二氧化碳分压55 mmHg，K+3.5 mmol／L，血钙0.95 mmol／L。停药并患者苏醒拔管后送回病区，常规行心电监护、面罩吸氧、禁食水、补液、抗感染对症治疗。

摘要:患者女，45岁，因上腹部间断疼痛4个月入院。普通胃镜下可见胃窦及胃体散在多枚丘状隆起（图1A），大小0.8～1.8 cm，表面黏膜尚光滑，局部病灶表面黏膜可见略扩张样血管（图1B）。内镜超声提示，黏膜下层及固有肌层浅层内见团块状偏低回声，呈椭圆状及梭状，向腔内外突出，边界清楚，内部回声尚均匀（图1C）。患者既往无特殊疾病史，入院后血常规、肝肾功能、糖脂系列、肿瘤标志物、凝血功能及甲状腺功能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腹部CT平扫加增强无明显异常提示。鉴于该患者胃部多发隆起，且大小在2.0 cm以下，建议患者考虑定期复查，患者及家属商量后最终选择诊断性ESD治疗。术中，选择胃窦部较大的2处病灶，直径1.6～1.8 cm，剥离过程顺利，切除病灶肉眼观察呈椭圆状及球状，色淡，质地偏韧，有包膜，与周边组织界限清楚（图2）。术后病理诊断：胃肠道惰性T细胞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图3）。免疫组化结果：CD20（-），CD79a（-），CD43（+），Bcl-2（++），CyclinD1（-），SOX11（-），CKpan（-），CD2（+），CD5（+），TdT（-），CD4（+），CD8（+），CD3（+），Ki-67约5％（+）。CD21滤泡网（+）。原位杂交：EBER（-）。幽门螺杆菌（-）。IGH、IGK、IGL及TCR基因重排结果提示：检出T淋巴细胞受体基因TCR（vβ-Jβ、Dβ-Jβ、vγ-lf、vγ10-Jγ）发生克隆性基因重排；未检出B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基因IGH、IGK、IGL发生克隆性基因重排。术后患者恢复良好，于3个月后入院复查，入院时无明显不适主诉。胃镜复查：见原手术创面处瘢痕形成，3个月前胃镜检查可见的较小隆起灶无明显变化，NBI观察隆起处腺管及血管排列及形态尚规则（图4），患者选择继续随访观察。肠镜复查：探查至回肠末端，回肠末端及结直肠未见明显溃疡及黏膜缺损，仅于升结肠查及一枚约1.0 cm大小扁平息肉，予内镜下切除（图5），术后病理提示管状腺瘤伴低级别上皮内瘤变，回肠末端黏膜活检病理提示慢性非活动性炎伴淋巴滤泡增生。嘱患者继续随访观察，定期胃肠镜复查及相关影像学检查。

摘要:患者男，43岁，因“反复呕血、黑便7年余再发1 d”于2017年3月入院。患者2006年因乏力查血常规发现白细胞异常升高，骨髓细胞学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性期（Ph1染色体阳性），后一直服用“羟基脲、干扰素”抑制骨髓增殖。因有骨髓移植意愿及合适供体，行白消安／环磷酰胺（BUCY）清髓预处理方案后于2010年5月行HLA 全相合的同胞供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术后30 d突然出现肝区疼痛，并解墨绿色大便，考虑移植物抗宿主反应，予他克莫司（FK506）4 mg qd，好转出院。出院6个月后出现呕血、黑便、体重增加5 kg，胃镜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重度），胃窦溃疡（活动期），十二指肠降部毛细血管扩张症、门脉高压性胃病，CT示肝脏体积缩小、脾肿大、腹水。考虑为胃窦溃疡出血，对症处理后好转出院，出院后因经费问题停用他克莫司改服环孢素200 mg／d。 2011年1月患者再次呕血入院，超声提示门静脉内径约13 mm；增强CT见肝实质内多发小片状无强化稍低密度影（图1），脾大，食管下段、胃底静脉扭曲增粗，腹腔积液；胃镜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重度）。考虑肝小静脉闭塞病（hepatic veno-occlusive disease，HVOD），予华法林、低分子肝素钠、阿司匹林治疗，出院后嘱其长期口服华法林并监测凝血功能。allo-HSCT 1年后骨穿未见幼稚细胞，停用环孢素。因患者腹胀明显，行经颈静脉肝内门腔分流术（TIPS），术后超声提示血流通畅。2012年6月复查超声发现血流欠通畅，再通、溶栓均失败。此后呕血、黑便及腹胀症状反复出现，多次进行内镜下硬化剂、组织胶注射治疗（图2）。 此次患者查体：体温 36.5℃，脉搏74次／min，呼吸20次／min，血压103／60 mmHg（1 mmHg=0.133 kPa）；精神欠佳，全身皮肤黏膜苍白，未见肝掌及蜘蛛痣，双侧颈静脉无怒张，心肺查体未见异常，腹膨隆，腹壁可见曲张静脉，肝肋下未及，脾左肋下5 cm，质韧，表面光滑无压痛，未闻及血管杂音，全腹无压痛，移动性浊音（-），肠鸣音3次／min，双下肢无水肿。血常规示：白细胞7.8×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6％，血红蛋白 97 g／L。大小便常规正常。肝功能示：白蛋白32.8 g／L，球蛋白20.5 g／L，总胆红素30.6 μmol／L，直接胆红素12.1 μmol／L，间接胆红素18.5 μmol／L，谷氨酰转肽酶 113 IU／L，碱性磷酸酶 89 IU／L，胆碱酯酶2 238 IU／L；凝血功能大致正常；乙、丙肝阴性；抗可溶性肝抗原／肝胰抗原抗体（抗-SLA／LP）弱阳性。肝脏CT血管造影（CTA）示：肝实质密度不均匀，静脉期肝后叶局部见小片状稍低密度影，门静脉内高密度支架影（图3），支架内呈低密度影，内未见充盈缺损，脾大，食管下段、胃底静脉迂曲扩张。胃镜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重度），门静脉高压性胃病（图4）。考虑HVOD。外科会诊建议行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脾肾分流术，患者同意手术，但术中见脾静脉主干附壁血栓形成，静脉壁菲薄质脆，遂行脾切除术+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术后患者切口愈合良好，症状好转出院。

摘要:随着人们对消化道病变的认知逐渐加深，重视逐渐加强，消化内镜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各种内镜下治疗应运而生。但随着病变浸润程度加深，侵及范围加大或与周围组织存在粘连，行相关内镜治疗时发生损伤甚至穿孔的风险也增加。传统的钛夹封闭及组织胶粘合等方法只适合范围较小的穿孔，而对于范围较大，张力较高的穿孔，则需予以内镜下缝合。现就内镜下缝合技术相关进展作一综述，为日后的临床工作提供有益线索。

摘要:在一般的患者中，常规ERCP插管的成功率能达到95％以上［1］。然而，由于解剖结构改变，消化道重建术后ERCP变得十分困难，成功率较低。研究显示，在Roux-en-Y重建术后，仅有33％的患者能通过十二指肠镜到达乳头［2］。虽然推进式小肠镜和结肠镜也被用于消化道重建术后ERCP，但其效果也不理想。过去多采用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或外科手术的方法来治疗消化道重建术后出现的胆胰疾病，但这两种方法给患者带来的创伤大、并发症多，而且随着手术次数的增加，手术的难度也越来越大。2001年以来出现了数种器械辅助式小肠镜（device-assisted enteroscopy，DAE），先后用于消化道重建术后ERCP。随着DAE的推广与改进，它在消化道重建术后的胆胰疾病患者中越来越常用，其成功率也不断提高，表现出创伤小、住院时间短、并发症少等特点，成为消化道重建术后ERCP的重要手段。

摘要:食管癌与胃癌是常见的上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率高。2013年全球胃癌患病人数大约是98.4万，死亡人数大约是84.1万，发病率在所有癌症中排名第5［1］。我国胃癌发病率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2］，2016年肿瘤登记中心收录的数据显示，中国恶性肿瘤发病与死亡率中胃癌居于第3位［3］。2013年食管癌发病率居全部恶性肿瘤的第9位，死亡率第6位，死亡人数约44万［1］。食管癌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均是一个缓慢变化的过程，经过癌前病变多年的持续发展才能进展为癌。因此通过二级预防进行癌前病变和早期胃癌诊断，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或随访，能有效降低死亡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内镜检查因检出率高被广泛用于上消化道癌的早期诊断。传统的内镜主要依据镜下黏膜结构以及颜色的变化来识别微小病变，并对可疑病变取活检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确定病变性质指导治疗。但在普通内镜检查时仍有可能错过一些早期病变。组织活检属于有创检查，尤其对于凝血功能障碍或有出血风险的患者，活检后可能出现大量出血。微创医学是当今医学的主流和趋势，在微创医学的核心技术中，以现代消化内镜技术发展最为全面和成熟，已经成为消化系统疾病诊断、治疗最重要的手段之一［4］。各种新型内镜不断被开发出来，试图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早期发现恶性病变。细胞内镜系统（endocytoscopy system）是一种具有超高分辨率、超高放大能力的内镜，可以观察到细胞水平，发现细胞以及细胞核的异常，实现在一次常规内镜检查中即时“光学活检”，具有替代常规组织病理活检的潜能［5］。虽然细胞内镜系统目前仍只是科研工具，但它的出现使得内镜检查技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基于现有的临床研究文献，对细胞内镜及其在上消化道早癌应用中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