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评价带线钛夹辅助牵引技术在胃异位胰腺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治疗中的使用效果和安全性。方法2013年5月至2016年2月，在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消化内科行ESD治疗，且术后病理确诊的62例胃异位胰腺（均为单发黏膜下来源）患者的病例资料纳入回顾性分析，对比分析使用带线钛夹辅助牵引技术组（观察组，n=36）和传统ESD组（对照组，n=26）的剥离时间、剥离过程中黏膜下层的暴露情况、并发症发生情况及随访结果。结果62例均成功施行ESD治疗。剥离时间观察组明显短于对照组［（19.35±10.34）min比（27.02±14.27）min，t′=2.333，P=0.023］，并且剥离过程中黏膜下层的暴露效果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出血发生率观察组为55.6％（20／36），对照组为61.5％（16／26），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22，P=0.638）。观察组无一例发生穿孔，对照组发生1例（3.8％，1／26），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19）。随访期间，62例均无复发。结论ESD治疗胃异位胰腺安全有效，剥离过程中使用带线钛夹辅助牵引技术可有效缩短手术时间，并且有利于减少手术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摘要:截止至2014年，中国癌症发病人数占全球22％［1］，我国消化系统肿瘤发病人数占总恶性肿瘤一半以上，其中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分别居第2、4、5位，几乎占所有肿瘤的一半。按照死亡率顺序，我国前5位癌症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其中消化道癌占47％。随着我国人民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消化道肿瘤呈逐年上升趋势。众所周知，恶性肿瘤的预后与肿瘤分期密切相关，早期胃癌内镜下治疗5年生存率超过90％，进展期胃癌约85％的患者可以接受手术治疗，但5年生存率却低于30％［2-3］。随着近年来内镜技术的迅猛发展，日本在全国范围开展胃镜普查，早期胃癌在胃癌的诊断中比例日趋增加，已达约70％，而在我国仅为7％～10％。因此，为延长肿瘤患者生存时间进而改善生存质量，重视消化道早癌的诊治仍为重中之重。国家医学科技发展专项规划指出：为提高常见恶性肿瘤的早诊断、早治疗水平，提高治愈率，应将中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的治疗重心，转移至肿瘤一级预防（包括信息收集及危险因素控制）中来。其中消化道早癌筛查的主要手段便是内镜检查及治疗，这是我们临床消化医师对抗消化道肿瘤的最强有力武器。

摘要:据2008年世界癌症报告统计，胃癌发病率居全球恶性肿瘤第4位，在恶性肿瘤死亡病因中高居第2位［1］；食管癌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居恶性肿瘤第8位，其死亡率居第6位［2］。胃癌、食管癌作为世界范围发病率及病死率均较高的恶性肿瘤已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在我国，胃及食管恶性肿瘤也给人们的生命带来了巨大威胁，因此胃癌及食管癌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显得尤为重要，这是降低病死率、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目前我国各医院对早期胃癌、食管癌（以下称“早癌”）的诊断率仅约10％，远低于日本（约70％） 和韩国（约50％），严重影响我国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因此，提高早癌诊断率是改变我国消化道恶性肿瘤诊治严峻现状的高效手段，也是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

摘要:食管癌是起源于食管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居恶性肿瘤第8位，死亡率居第6位［1］。我国是食管癌最高发国家之一，每年新发病例超过22万，死亡病例约20万［2］。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食管癌预后影响重大，而内镜技术的发展，使得发现早期食管癌并在内镜下治疗成为可能。近年来，福建省通过规范的诊断与治疗流程，大大提高了早期食管癌的发现率，内镜下治疗的病例数和经验也在不断增多。

摘要:目的 探讨放大内镜联合靛胭脂染色和窄带成像技术（NBI），对炎症性肠病（IBD）相关的异型增生和结直肠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 在长病程IBD患者结肠镜检查中，先后应用白光、NBI和靛胭脂染色放大观察，对可疑病变实施靶向活检或切除，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评估该方法对IBD的筛查效果。 结果 共纳入长病程IBD患者45例，其中16例（17处病变）检出异型增生或癌，包括低级别异型增生12例（26.7％），高级别异型增生4例（8.9％），结肠癌1例（2.2％）。靶向活检的阳性率为13.2％（17／129）。NBI国际结直肠内镜（NICE）分型和工藤分型的检出率分别为81.3％（13／16）和75.0％（12／16），二者联合的检出率为100％。在合并异型增生和结肠癌的患者中，随着年龄增长（P=0.027）和病程延长（P=0.013），病变恶性程度有加重的趋势。高级别异型增生和结肠癌的病变直径［（2.5±1.4）cm］大于低级别异型增生［（0.6±0.4）cm］（P=0.003）。 结论 对于IBD相关异型增生和结直肠癌，放大色素内镜联合NBI可有效检出病变并判断其性质，为正确治疗奠定基础。

摘要:目的评价蓝激光（BLI）放大染色内镜联合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对普通胃镜活检提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诊治价值。 方法2014年1月至2016年1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普通胃镜活检提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术后3个月行BLI内镜复查发现病灶未愈合甚至有加重趋势，且接受ESD治疗的76例患者纳入回顾性研究，统计ESD的治疗效果和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普通胃镜活检、BLI放大染色内镜分型与ESD术后全瘤病理诊断的符合率。 结果ESD一次性完整切除率和治愈性切除率分别为100.0％（76／76）和97.4％（74／76），术中出血和穿孔发生率分别为3.9％（3／76）和1.3％（1／76），无迟发性出血和穿孔。普通胃镜活检、BLI放大染色内镜分型与ESD术后全瘤病理诊断的符合率分别为55.3％（42／76）和92.1％（70／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1.987，P＜0.001）。 结论上消化道低级别上皮内瘤变易被普通内镜活检低估，针对这部分被低估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的病灶，ESD可用于明确诊断，同时还能给予安全有效的治疗，术前推荐行BLI放大染色内镜检查，病变的BLI分型对ESD切除上消化道黏膜病变有良好的提示作用。

摘要:目的 评价内镜黏膜下肿物挖除术（ESE）及内镜经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STER）治疗胃食管连接处固有肌层肿瘤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61例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行ESE治疗（ESE组，n=39）或STER治疗（STER组，n=22）的胃食管连接处固有肌层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回顾性总结，对比分析两组的治疗情况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61例均为单发病灶，全部于内镜下成功切除。STER组手术平均耗时明显短于ESE组［（47.27±20.89）min比（66.56±40.07）min，P＜0.05］，术中钛夹平均使用量与ESE组相近［（7.10±5.57）枚比（8.00±1.88）枚，P＞0.05］，术后中位住院时间明显短于ESE组[3.00（1.25）d比4.00（1.00）d，P＜0.05]。仅ESE组发生术后迟发性出血1例，两组均无其他相关并发症发生。随访期内，两组复查胃镜均示切口愈合，原病变处均无肿瘤残留及复发。
结论 STER和ESE均可用于胃食管连接处固有肌层肿瘤的治疗，且STER相对更加安全和高效。

摘要:目的 确定胰腺囊液中癌胚抗原（CEA）、淀粉酶诊断胰腺黏液性囊性病变的最优临界值，探讨中国人群CEA最优临界值与国外报道的差异性，以及CEA与淀粉酶联合诊断黏液性囊性病变的准确性。
方法 对2014年4月到2016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就诊的116例囊性病变患者行胰腺囊肿内镜超声引导下细针抽吸术（EUS-FNA），囊液送检生化及细胞学，囊壁活检组织条送病理学检查。分别绘制囊液CEA及淀粉酶ROC曲线以获得最优诊断临界值，分析CEA、淀粉酶及CEA联合淀粉酶对胰腺黏液性囊性病变诊断的准确度、敏感度及特异度。
结果 116例患者中有70例通过手术、穿刺活检及细胞学确诊为胰腺囊性病变，其中非黏液性病变32例，包括假性囊肿（PC）6例，浆液性囊腺瘤（SCN）26例；黏液性病变38例，包括黏液性囊腺瘤（MCN）31例（其中2例囊腺癌），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瘤（IPMN）7例。囊液CEA最优诊断临界值为72.35 ng／mL，诊断黏液性病变的准确度、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84.3％、81.6％和87.5％。当采取CEA＞192 ng／mL时诊断黏液性病变的准确度80.0％，敏感度71.1％，特异度90.6％。囊液淀粉酶的最优临界值为461.70 IU／L，诊断黏液性病变的的准确度、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为57.1％，68.4％和43.8％。囊液CEA（＞72.35 ng／mL）和淀粉酶（＜461.7 IU／L）联合诊断黏液性病变与单用CEA相比，准确度（85.7％）和特异度（93.8％）提高，敏感度（78.9％）降低。
结论 CEA可用于胰腺黏液性和非黏液性病变鉴别诊断，中国人群的CEA诊断临界值低于西方人群，CEA与淀粉酶联合分析可提高黏液性病变的诊断准确性。但仍需更多病例及多中心研究来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

摘要:目的 评价小肠受累的克罗恩病（CD）患者使用英夫利西（IFX）单抗治疗第14周临床缓解情况，以及采用胶囊内镜联合回结肠镜评估肠道黏膜愈合情况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3例接受IFX治疗的小肠受累的CD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治疗前和治疗后第14周时患者实验室指标（血常规、C反应蛋白、白蛋白）、克罗恩病活动度指数（CDAI）、胶囊内镜Lewis评分、克罗恩病简化内镜评分（SES-CD）、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的情况。结果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第14周23例CD患者的CDAI评分和炎症指标、C反应蛋白均显著下降（P＜0.01），体重指数（BMI）和白蛋白均明显升高（P＜0.05），临床缓解率为91.3％（21／23）。在IFX治疗第14周，8／23（34.8％）的患者达到小肠黏膜愈合，12／21（57.1％）达到回末及结肠黏膜愈合，而仅7／21（33.3％）达到小肠和结肠均黏膜愈合。治疗第14周时，达到临床缓解期、炎症指标正常且回末及结肠达到黏膜愈合（SES-CD评分≤2）的12例患者中，仍有5例（41.7％）患者处于小肠炎症活动期（LS评分＞135）。结论IFX可以有效诱导小肠受累的CD患者实现临床缓解和黏膜愈合。CD患者中回末同小肠其他部位愈合情况并不同步，因而对于小肠和结肠均受累的CD患者评估疗效和黏膜愈合情况时，在排除肠梗阻和严重肠腔狭窄后，仍有必要联合胶囊内镜和回结肠镜进行全消化道评估。

摘要:目的 比较注水进镜与空气注气进镜在肠镜操作中对受检者耐受性的影响。方法单中心单盲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受检者随机分入3组：空气注气进镜组，单纯注水进镜组，注水注气结合进镜组。观察指标：进镜时间、全结肠检查率、腺瘤检出率、体位变换率、腹壁按压率、术中术后腹痛腹胀评分。结果入组病例共计180例，每组60例。单纯注水进镜以及注水注气结合进镜与空气注气进镜相比，进镜时间更长，较少腹壁按压与体位变化，术中腹痛腹胀较轻。3组在全结肠检查率、腺瘤检出率、术后腹痛腹胀程度并无差异。结论注水进镜能够显著缓解受检者术中腹痛腹胀不适，且不影响全结肠检查率、腺瘤检出率。

摘要:目的探究贲门缩窄术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8月至2016年8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消化科进行贲门缩窄术治疗的47例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所有47例患者成功进行了贲门缩窄术，手术成功率100％。无术后发热、穿孔病例。患者术后7例出现胸骨后疼痛不适、2例出现进食哽噎感、1例出现少量咳血，该10例患者均无需特殊治疗，症状于2 d内自行好转。22例（46.8％）患者手术当天即可进流食、39例（82.9％）患者术后第1天进流食或半流食、43例（91.5％）患者于术后第2天恢复进食流食或半流食。术后仅9例患者预防性使用了抗生素。结论贲门缩窄术治疗胃食管反流病安全有效，且术后恢复快，住院时间短。

摘要:目的 探讨麻醉管理介入对消化内镜检查操作是否存在无痛之外的其他获益。方法对2010年9月至2015年9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消化内镜检查及治疗的所有患者进行检索。依照是否实施深镇静下监测麻醉（DS-MAC）分为普通组及MAC组。选取该时段所有行上消化道内镜异物取出术的患者，对比两组的操作成功率；选取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所有行上消化道内镜检查的患者，对比两组食管上段胃黏膜异位的检出率；选取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行普通消化内镜检查及MAC消化内镜检查的术间各一间，对比两组各自然月行消化内镜检查的例数。结果MAC组操作成功率高于普通组（100.0％比89.7％，χ2=11.737，P=0.001）；MAC组食管上段胃黏膜异位检出率高于普通组（4.3％比1.7％，χ2=58.751，P＜0.001）；MAC组每月行消化内镜检查例数高于普通组［（350.2±36.2）例比（213.2±27.9）例，t=17.591，P＜0.001］。结论深镇静消化内镜检查可提高操作的成功率、精准度及操作速度，推广内镜检查过程中麻醉管理的介入是有益的。

摘要:目的 评价胃镜下多部位联合取样对幽门螺杆菌（HP）培养鉴定的价值。方法2014年8月至2015年5月间，258例有上消化道症状的患者，经13C尿素呼气试验后，分别在胃镜下进行胃窦小弯（A）、胃窦大弯（B）、胃角（C）和胃体（D）这4个部位的胃黏膜组织取样，通过体外HP培养鉴定试验，采用Nemenyi检验对比分析多部位联合取样与单部位取样两种模式下对HP阳性率的影响。结果13C尿素呼气试验与HP分离培养的结果一致性达82.56％。除胃体外，其他单部位取样在HP阳性率上与两部位联合取样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单部位与3个部位联合取样在HP阳性率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部位联合取样胃窦小弯和胃体，胃角和胃体，胃窦大弯和胃体的联合取样与任意3部位联合取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相比单部位取样和3部位取样，胃镜下胃窦小弯和胃体胃黏膜的联合取样在HP培养中的性价比最高。

摘要:Cronkhite-Canada综合征（Cronkhite-Canada syndrome，CCS），又名多发性胃肠道息肉-色素沉着-脱发-指（趾）甲营养不良综合征，是由Cronkhite和Canada在1955年首先报道的一组非常罕见的临床综合征，其病因不明，主要表现为胃肠道多发息肉伴外胚层病变，如全身皮肤色素沉着、毛发脱落、指（趾）甲营养不良等。日本学者Goto［1］在1995年回顾了110例CCS患者的临床特征，报道其发病率约为1／100万，男女比例约3∶2，根据发病经过分为5型：1型，以腹泻为初发症状；2型，味觉异常为首发表现；3型，口腔内感觉异常及口渴；4型，腹部症状为主，但无腹泻；5型，毛发脱落为主要表现。国内外文献均以个案报道为主，诊断主要依靠典型的症状、体征和内镜所见，目前暂无统一的治疗方案。为提高对本病的认识，现就我院确诊的3例患者及1985年以来国内报道的65例CCS患者资料进行回顾分析。

摘要:胃肠道是结外淋巴瘤最好发的部位，约占40％，其中以黏膜相关淋巴组织结外边缘区淋巴瘤和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为最常见的两个亚型。原发肠道滤泡性淋巴瘤（intestinal follicular lymphoma，IFL）在欧美国家仅占胃肠淋巴瘤的1％～3％［1］，在我国的比例更是低于胃肠淋巴瘤总数的1％［2］。与原发淋巴结内的滤泡性淋巴瘤不同，IFL中的肿瘤细胞表达一种黏膜归巢受体α4β7整合素，提示IFL是一组起源于局部受抗原刺激的B细胞［3］。国外对IFL做了系列研究［4-6］，中文报道较少［2，7］，尤其内镜表现缺乏系统研究。IFL不仅发病率低，其诊断、治疗、预后信息亦不明确。我们收集4例IFL，系统分析其内镜、临床、病理特征和治疗问题，并综合国外相关病例报道，深入分析、比较和认识这类特殊部位滤泡性淋巴瘤的特征，报道如下。

摘要:2015年欧洲胃肠道内镜协会（European Society of Gastrointestinal Endoscopy，ESGE）在Endoscopy上发表了非静脉曲张性上消化道出血（NVUGIH）的诊断和管理指南［1］。现将其主要推荐意见介绍如下。

摘要:患者男，86岁，因“吞咽障碍1年余，留置鼻胃管半年”于2015年6月30日入院。患者自1994年起多次发生脑梗塞等脑血管意外，并遗留多种后遗症。2014年起患者开始出现吞咽障碍，逐渐加剧，并反复发生呼吸系统感染等。此次入院前半年予留置鼻胃管处理，但患者仍反复出现吸入性肺炎等并发症，且逐渐出现营养不良。此次为行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percutaneous endoscopic gastrostomy， PEG）入住消化科。患者2004年曾因胃巨大溃疡穿孔而接受BillrothⅡ式胃大部切除术。入院查体示体温35.5℃，呼吸18次／min，脉搏78次／min，血压100／65 mmHg（1 mmHg=0.133 kPa），桶状胸，双侧肋间隙增宽，双肺呼吸音粗，呼气相延长，双肺闻及散在干湿啰音。叩诊心界稍向左下扩大，心率78次／min，律齐，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膨隆，腹正中线可见一长约10 cm手术瘢痕，腹部正中可见一约16 cm×8 cm包块（图1），咳嗽、鼓腹时体积增大，余无特殊。入院后结合患者病史、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结果，考虑诊断为：（1）脑血管意外后遗症；（2）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肺部感染；（3）Ⅱ型呼吸衰竭；（4）腹壁切口疝；（5）胃大部分切除术后。

摘要:例1男，61岁，因“食管胃静脉曲张内镜治疗后吞咽困难5 d、加重2 d”入院。门诊胃镜检查见食管2条舌形曲张静脉，其上可见溃疡形成，距门齿约35 cm处见异物（鱼刺），堵塞管腔，内镜无法通过。患者既往有乙肝肝硬化病史6年，脾切除术史6年，有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行内镜下套扎及组织胶注射病史，糖尿病病史（平常血糖控制可，具体降糖方案不详），否认其他病史（如高血压、冠心病等）。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血红蛋白（Hb）122 g／L，凝血酶原时间（PT）14.6 s，激活凝血试验（PT-act）62.1％，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42.9 s，D二聚体1.16 mg／L，肝功能无明显异常（Child-Pugh B级），心电图正常，胸部CT提示食管壁增厚、EVL术后，主动脉CTA见食管2.5 mm×4.5 mm高密度影。予抑酸、止血、抗感染以及补液等对症治疗，入院后第2天行内镜下异物取出术，术中见异物已自行排出，并可见食管溃疡形成。继续予抑酸、止血、抗感染以及补液等对症治疗2周后，胃镜检查见食管溃疡渐愈合，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呈EVL+组织胶注射术后改变。继续巩固治疗2 d后出院。

摘要:患者男，60岁，因上腹部不适4个月就诊，有高血压病史。普通胃镜于胃窦大弯侧见一直径约4 cm息肉样不规则隆起，周边见白色不规则扁平隆起（图1），病变柔软，其形态可随调整注气量发生变化，活检病理示重度异型增生，不除外高分化腺癌。窄带成像加放大内镜见病变与周围正常黏膜分界清晰，表面微细结构不规则；黏膜表面呈现大量白色不透明物质（white opaque substance，WOS）沉积，分布不均匀；局部微血管扩张、扭曲、紊乱（图2）。小探头超声内镜（12 MHz）见病变处黏膜层增厚，黏膜下层见多发囊性无回声区（图3）。与患者沟通后行ESD（图4），ESD术后病理为黏膜内高分化乳头状管状腺癌，局部见锯齿状结构，未侵及黏膜肌层，未见脉管癌栓，黏膜下层可见大量囊性扩张腺体（图5）。

摘要:患者男，64岁，因“间断呕血、黑便10 d”于2015年1月1日收入我院。患者入院前10 d无明显诱因出现呕血，共1次，呈淡红色，量约300 mL；伴解黑便，1次／d。既往有40余年大量饮酒史，折合乙醇量约128 g／d。入院体检未见明显阳性体征。胸腹部CT示：食管上段管壁异常改变，肝硬化，脾大，食管胃底静脉曲张。血常规示：白细胞2.07×109／L，血红蛋白82 g／L，血小板83×109／L。肝功能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32 U／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53 U／L，白蛋白32.4 g／L，总胆红素19.7 μmol／L。2015年1月4日行胃镜检查示：① 食管距门齿18～23 cm环腔3／4周见不规则浅糜烂，覆污秽苔，质地脆，易出血；放大内镜联合窄带成像技术观察可见界限清晰的茶褐色区域，上皮乳头内毛细血管袢（IPCL）呈B1～B2型，可见无血管区域（AVA）＜0.5 mm；予1.2％卢戈液染色病变部位不着色，延迟观察可见粉红色征阳性。② 食管距门齿35 cm以下可见4条蓝色蚯蚓状曲张静脉，迂曲下行，延伸至贲门，直径约0.5 cm，无明显红色征，齿状线清晰。③ 胃底大弯侧见直径约2.0 cm不等团索状蓝色曲张静脉2条，红色征阳性。内镜超声示：食管上段糜烂处黏膜-黏膜肌层呈低回声增厚，黏膜下层回声分界尚清晰、连续，其余各层次回声分界清晰。活检病理示：高级别上皮内瘤变。术前诊断：早期食管癌，食管静脉曲张（Li，F2，D0.5，Rc-），胃底静脉曲张（GOV-2），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于2015年1月6日行食管静脉曲张硬化剂注射治疗+胃底静脉曲张组织粘合剂注射治疗。患者病情稳定后，于2015年1月13日行内镜下食管上段癌多环黏膜切除术（MBM）。术后病理示：食管鳞状上皮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局部为原位癌）伴微浸润，基底部未见肿瘤。最终诊断：早期食管癌，食管静脉曲张（Li，F2，D0.5，Rc-），胃底静脉曲张（GOV-2），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术后患者发生食管狭窄，经6次内镜下食管狭窄扩张术治疗，并给予局部注射地塞米松5 mg及口服强的松（40 mg/d，每半月减0.5 mg直至停药）治疗后狭窄程度明显减轻。随访1年未再有出血，未见食管癌复发及新生食管胃底曲张静脉。诊疗过程见图1。

摘要:患者女，61岁，主因“间断下腹痛、排便不畅4年，加重4 d”就诊，肠镜检查提示乙状结肠巨大息肉，长蒂，表面黏膜不光滑，呈菜花样。患者近期体重无明显变化，既往史无特殊，入院体检未见明显阳性体征。内镜治疗时使用双钳道内镜（Fujinon EG-450D5）找到病灶，充分暴露息肉，可见息肉带长蒂，予1枚钛夹夹闭息肉蒂部，利用双钳道内镜，1个钳道进出鼠齿钳，另一钳道进出尼龙套扎器，将尼龙套扎器套在鼠齿钳上，打开鼠齿钳后钳住息肉头端，将其固定，同时充分张开尼龙套扎器并向前推，当息肉完全进入圈套器后，缓缓收紧圈套器，顺利结扎息肉蒂部，然后运用同样原理将电圈套器顺利套在息肉蒂部，行电凝电切术一次性完整切除息肉（图1）。术后用网篮将标本取出送病检，病检结果提示绒毛管状腺瘤伴腺体轻度异型增生（图2）。术后1周复查肠镜提示乙状结肠可见一溃疡瘢痕，基底部仍可见尼龙圈附着（图3）。

摘要:胃瘫（gastroparesis）是一类在排除胃器质性梗阻性疾病后，由于胃动力不足、胃底调节受损、运动节律异常导致胃排空延迟的疾病，又称胃无力症、胃麻痹。主要症状为餐后饱腹感、恶心、呕吐、腹胀、上腹痛等，远期症状主要是营养不良。胃瘫的人群发病率不详，小样本量的研究得出男性和女性的年发病率分别为2.4／10万和9.8／10万［1］。难治性胃瘫（refractory gastroparesis，RGP）通常指伴有严重、反复的恶心、呕吐、腹胀等症状，经促动力药、止吐药常规治疗无效，过去1年中因胃瘫症状住院2次以上且胃瘫主要症状指数（gastroparesis cardinal symptoms index，GCSI）＞2.3分的一类胃瘫，需长时间肠外营养，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至威胁生命。临床上，胃瘫常见病因有特发性胃瘫（36％）、糖尿病性胃瘫（29％）、术后胃瘫（13％，包括外科手术后、意外或人为的迷走神经损伤等导致的胃瘫）［2-3］。近年来，胃瘫所占的住院率逐年上升，有研究报道2004年胃瘫住院率比1995年增加158％［4］，然而胃瘫的治疗方法却很有限，且缺乏有效治疗措施，尤其是RGP仍是当前胃肠病学领域最具挑战的难题之一。本文就目前新兴的内镜下幽门括约肌切开术（peroral pyloromyotomy 或gastric peroral endoscopic myotomy， POP／G-POEM）治疗RGP进行综述。

摘要:随着消化内镜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消化道疾病如穿孔、瘘等可以通过内镜治疗，从而避免外科手术对患者造成的创伤［1］。而病变缺损的闭合是内镜治疗中极其重要的环节，早期许多疾病因无法闭合创面而被迫进行外科手术治疗，由此多种装置与技术应运而生。钛夹是最早应用的内镜下闭合装置，曾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其自身结构，难以修复缺损较大的病变。随后耙状金属夹（OTSC）等技术先后产生，但均各有利弊［2-5］。自2004年钛夹联合尼龙圈技术首次被报道以来，这项技术便显示出其独特的优越性：它不仅可以牢靠的闭合创面，且操作简便，费用较低，故易于普及。本文就钛夹联合尼龙圈技术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摘要:出血是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及内镜黏膜切除术（EMR）的常见并发症之一，ESD术后出血发生率为1.3％～11.9％，EMR略低［1］。内镜下局部药物注射／喷洒是预防尤其是治疗ESD、EMR术后出血的重要手段，并与热凝止血（高频电凝、氩离子凝固术、热探头、微波等）和机械止血（止血夹、套扎等）成为内镜干预的主要方式［2］。本文就内镜下局部用药预防和治疗ESD及EMR术后出血的进展做一综述。